江苏某社区一则“禁止饲养家禽”的通知引发广泛争议。通知要求居民限期处理家中鸡鸭等家禽，否则将“采取相关措施”，理由是“光禽的屠宰及生产”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。消息传出后迅速发酵，不少农民质疑：“祖祖辈辈在房前屋后养几只鸡鸭，怎么突然就不行了？”
舆论压力之下，当地官方很快作出回应，称该通知“考虑不周，未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”，现已撤销相关规定，并表示将重新调研，制定更合理的管理办法。这场“禁养风波”虽暂告平息，却折射出基层治理中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一方面，社区管理方的初衷或许可以理解。随着城镇化推进，一些城乡接合部或“村改居”社区人口密度增加，家禽散养确实可能带来噪音、粪便污染、疫病传播风险，尤其是不规范的屠宰行为易引发卫生问题。部分居民也确实对邻居养鸡鸭扰民有所抱怨。管理方试图通过“一刀切”禁令快速解决问题，看似高效，实则简单化。
另一方面，对于许多农民尤其是老年人而言，房前屋后养几只家禽是重要的生活习惯与经济补充。几只鸡鸭产的蛋可供自家食用，富余时还能换点零钱，更承载着一种乡土情感。突然禁止，不仅影响生计，也显得不近人情。有村民坦言：“我们不反对管理，但能不能给我们留点空间？比如规定每户最多养多少只，做好防疫就行。”
此事也反映出政策制定中“上下脱节”的隐患。基层单位直接面对复杂民情，若仅机械执行上级“整治环境”“防控疫病”等要求，而未结合本地实际细化规则，就容易导致政策“水土不服”。好的治理需要兼顾“力度”与“温度”，在维护公共环境的尽可能保障民众的合理权益与生活方式。
值得肯定的是，此次事件中官方能够及时倾听民意、纠正偏差，体现了对群众意见的尊重。下一步，如何建立更科学的养殖管理机制，成为关键。例如，可以借鉴其他地区经验：划定适养区与禁养区，对养殖数量、卫生防疫、粪便处理等制定明确标准；鼓励集中屠宰点建设，规范禽类屠宰流程；对于历史形成的农户散养，给予过渡期指导而非强行取缔。
归根结底，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于“共治”。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规定，应通过村民议事会、社区听证等方式充分讨论，让农民、居民、管理者等多方声音共同参与决策。只有找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的平衡点，政策才能行得通、走得远。
从“一禁了之”到“疏堵结合”，这场小风波或许能成为一个契机，推动基层治理更加精细化、人性化。毕竟，乡村振兴的路上，既要美丽的乡村环境，也要热闹的鸡鸣犬吠——那是乡土中国生生不息的烟火气。
